最初见到《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家中书架上，当时惊叹于一本书竟然可以这样薄，不过三十来页的一本小册子，跟学生练习本厚度相当，只是封面颇为古雅朴素。这是祖父当年的藏书，扉页还有他的签章，此书是1972年出版的，比我年龄还大。多年之后才了解这篇文字最初发表于1944年，是郭沫若为纪念明亡三百年而作。当时正处于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面临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郭沫若通过对三百年前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迅速走向失败这一历史事件的剖析，来反思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希望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甲申三百年祭》后来收入郭沫若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一书中，在序文中作者写道：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做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其内涵大体包含两个层次：其一要揭示人民作为历史主人公的地位；其二要考察历史人物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即历史人物是否站在人民一边。以此反观三百多年前那个波诡云谲的甲申年便十分清晰了。崇祯亡国正是忽视了人民本位，反观李自成能迅速推翻明王朝恰恰做到了“收人心以图大事”，然而大顺政权不足两个月就瓦解冰消，同样是因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领袖迅速脱离群众，腐化堕落。成与败归根结底是人心向背。
尽管《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后影响深远，但并非没有不足。有人专门指出其文一二瑕疵，主要集中在论述导致李自成失败的主要人物究竟是李自成本人还是牛金星和刘宗敏，以及应该为李岩之死担责的人到底是李自成还是牛金星，以上种种在文中多相抵牾。依个人浅见，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是真正揭开《甲申三百年祭》的最终堂奥。郭沫若身份极多，既是诗人、剧作家，又是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众多身份中，作者的诗人特质似乎具有某种统摄作用，即便在做历史研究的论述中有时也难掩其身上的浪漫主义气质。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作者倾注心力和笔力最多的人物不是崇祯，也不是李自成，而是以举人身份投身革命的李岩。通过文中篇幅就能看出，涉及李岩的笔墨占一半以上，从起事至被杀，整个人物命运相当完整。其身上的矛盾冲突与悲剧性大概是吸引同为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郭沫若书写此文的重要原因。
严格来说，《甲申三百年祭》并不是严肃的史学论著，它实则更接近文化散文。祭文本是古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体裁，郭沫若用祭文体回顾了1644年的时代之变，所祭者有大明、大顺政权，当然更有李岩。或者可以说李岩才是作者真正用情书写的对象和绝对的主角。李自成的最终失败显然是由他本人酿成的，牛金星和刘宗敏进入北京后的蜕化，李自成理应负有失察失慎之责；李岩之死当然也是李自成一手谋划的，尽管最后实施者是牛金星，但李自成如果不轻信谗言则完全能避免李岩蒙冤的悲剧。
李岩以举人身份投靠李自成，初次见面就向其劝谏：“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我甚至怀疑“均田免粮”的口号都来自李岩。当起义军进入北京后，李岩立即上疏谏陈四事，特别是后两项明确严肃军纪问题和用政略解决吴三桂问题都十分关键。对整肃军纪他提出：“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然而“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可见，农民起义军兴亡之间，真正坚持人民立场的唯李岩一人。李自成入京后很快背弃了革命时期“俱抗衡不相下”的民主原则，授意牛金星杀掉李岩，也必然迎来最终的失败。李岩早就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并竭力想防患于未然，但他无力杜绝它的发生，有志不得明主，有才不得施展，有法不得贯彻，自己无法掌握命运，最后不得不空怀伟大抱负含恨死去。这引发郭沫若对李岩的遭遇久久回味念念不忘。
从接受理论而言，《甲申三百年祭》发表至今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以至作者本人都一再呼吁：“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如果将《甲申三百年祭》全篇只当做对李岩一人书写的祭文也无不可，它是对一位真正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毁灭抒发的悲戚挽歌。
作者：史宁